毛澤東在城口
朱保森 陳旭虹 鄧覃貴
由于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從中央蘇區瑞金開始戰略轉移。10月25日，紅軍突破了國民黨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的第一道封鎖線。
10月29日，中革軍委決定通過敵設在粵境城口至湘境汝城、桂東的第二道封鎖線。城口是中央紅軍西進的唯一通道，擔任奔襲城口任務的是紅一軍團二師六團一營。 11月1日黃昏，營長曾保棠率領一營出發，一夜一晝飛速行軍220里，于2日黃昏，趕到了城口鎮外。面對設防堅固，武器精良和彈藥充足的敵人，一營在當夜采取突襲的方法奪取了城口。
11月4日，為阻擊從廣州增援的敵人北上威脅進入城口和湘南的紅軍，六團一部從城口南下，在銅鼓嶺（距離城口鎮約十五公里）與先期占領銅鼓嶺的敵粵軍獨立警衛旅彭智芳第三團相遇。戰斗持續了兩天，紅軍雖然犧牲100多名指戰員，但成功阻擊了從廣州增援的敵軍，保障了軍委縱隊和主力紅軍順利通過城口。
1934年11月6日， 毛澤東隨軍委縱隊到城口。當時，毛澤東身患瘧疾大病初愈，身體十分虛弱。雖然他沒有任何軍事指揮權，但只要隊伍停下來宿營或休息，他便要對著地圖仔細研究，他常常因為警衛員忙著給他燒水弄飯而沒有把地圖及時展開而大發雷霆。毛澤東分析當時的軍事情況，認為在紅軍向西的道路上，必會有國民黨中央軍、湘軍、廣西軍閥的部隊等敵人的重兵阻截。毛澤東鄭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紅軍不要向文明司前進，不要在坪石過粵漢鐵路，不要奪取宜章、臨武，而應該向北越諸廣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帶休整，仍回到永豐、藍田、寶慶等地擺開戰場，消滅‘圍剿’之敵”毛澤東的計劃是紅軍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
在城口紅一軍團、紅九軍團總指揮部（原城口廣州會館，現城口學校）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批評了“三人團”特別是李德確定行軍方向和方式的錯誤，延緩了前進時間。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大搬家”式的行軍，認為這種“大搬家”式的轉移，使主力紅軍變成了中央機關的掩護隊，實際上是把自己的手腳完全束縛起來，既嚴重影響了紅軍主力的機動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動出擊殲敵的良機，沒有辦法進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結果只能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極大地削弱了紅軍的戰斗力。
毛澤東還批評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指責他們碰到敵人一打就拼命退卻逃跑。口頭上天天喊“備戰”，實際上天天在“避戰”。敵人來了打一下，趕快轉移，而不想辦法消滅敵人。這樣的方式，就像“叫花子打狗，一邊打一邊走”。叫花子一邊走，一邊打狗，狗咬不著就行了，也不準備把狗打死。使紅軍失掉戰機，對前進道路上能夠消滅的敵人也未能消滅。
毛澤東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他的話具有驚人的預見性。由于“三人團”沒有采納毛澤東在城口提出的正確意見， 固執地堅持沿著紅六軍團轉移的路線，沿著湘桂邊界向西再向北，與賀龍、蕭克部隊會合。最終導致紅軍強渡湘江遭受巨大損失，由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毛澤東對自己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執著與堅守無人可比。紅軍長征初期，隨隊轉移的毛澤東盡管已經被撤銷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委和前敵委員會書記職務，被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但他仍以大局為重，以高度的責任感，“不在其位”仍堅決反對“左”傾錯誤的指揮。從1934年10月到黎平會議召開，毛澤東與“左”傾錯誤的斗爭有7次（即會昌之爭、城口之爭、寧遠之爭、湘南之爭、渡江之爭、通道之爭、黎平之爭）。
面對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不顧李德、博古的排擠、打擊，以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以革命利益為重，以對黨對紅軍的高度責任感和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屢諫屢拒，屢拒屢諫，在維護黨的統一的前提下，與“左”傾錯誤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并最終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正確意見也終于被黨中央采納，為以后遵義會議的召開并最終扭轉革命的航向奠定了基礎。
（本文參考資料：《仁化縣文史專題片解說詞匯編》、《長征》王樹增著、《長征初期毛澤東與“左”傾錯誤的斗爭》中華網等等）
（縣委宣傳部 縣史志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