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城口 軍魂永存
——尋訪紅軍在城口的故事
鄧覃貴 黃本洲
1934年11月2日至7日,紅軍在城口境內行軍、作戰、休整5天。紅軍活動的區域從東至西、從北到南,城口的每一個村莊都有紅軍的身影。紅軍巧奪東水橋、奇襲城口鎮、血戰銅鼓嶺成功突破國民黨精心設置的第二道封鎖線,在城口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紅色印記和淵源流傳的長征精神。
為了追憶那段城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紅色歲月,我們下鄉村、進農家、上寺院,尋訪紅軍在城口的故事。
無法忘卻的記憶
2017年3月16日上午9時,我們冒雨來到河口林場高聯村委會八擔丘小組張聰生家,張聰生(51歲)和他叔叔張良勝(84歲)如約接待了我們,講述紅軍血戰銅鼓嶺的故事。
當年的銅鼓嶺戰斗,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部設在高沙,在高沙倉前煮飯,送白米飯給前線的國軍吃。為鼓舞士氣,還有兩大谷籮白花花的銀大洋放在陣地前沿,邊打邊發,有兩挺機槍不停地向紅軍掃射,一挺還是水輪機槍打得槍管發紅。
紅軍餓著肚子與國民黨軍隊打仗,是拼了命的。戰斗結束第二天,當地老百姓打掃戰場,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紅軍犧牲的遺體,由于遺體大多只能就地掩埋,阿公坑犧牲了最多紅軍,鮮血把溪水全部染紅。
現在建紀念碑的地方叫銅鑼片,在紀念碑的底座處,是當年打仗有七、八個17、18歲的小紅軍手拉著手一起英勇犧牲的地方。張良勝聽爺爺說,這七、八個小紅軍是為了去奪取敵人銅鑼片半山腰的水輪機槍犧牲的,因為距他們不遠處是敵人布置機槍的位置,當年村民挑著籮筐在那里撿到很多機槍子彈殼。
村民從戰場救下了兩位還有呼吸的紅軍傷員,一位因傷勢過重,加上村里的醫療條件相當簡陋,第二天這位紅軍不幸逝世,彌留之際,村民問他:“哪里人?”,紅軍答:“天下人!”。另一位傷勢較輕的紅軍被彭屋村一個叫張路生的村民收留,為了躲避當地反動勢力的搜查,張路生臨時在山上搭了一個茅寮讓紅軍住在那里療傷,張路生每天偷偷送藥、送飯。經過張路生半年多的精心醫治和耐心護理,這位紅軍的槍傷才得以痊愈。這位被張路生救治的紅軍是江西籍人,在山上療傷期間他還為村民造碾米的礱(一種剝谷子的工具)。傷好后他往樂昌、南雄方向找部隊,后來聽說在樂昌被國民黨殺害。
據張聰生介紹,現在他們村一戶農家,還收藏一顆當年銅鼓嶺阻擊戰遺落的帶有五角星印記的手雷。待城口“粵北紅軍長征紀念館”建成之時,這位村民將親自把這枚珍藏了80多年的手雷面呈政府收藏。
當我們將要離開之際,張聰生捧出一本紅彤彤的獲獎證書,他說這是他中文系本科畢業的女兒,現在在一間鄉鎮學校教書,去年參加縣委宣傳部、縣文聯舉辦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征文比賽”獲得的。這篇獲獎文章的題目是《不曾忘卻的記憶》,寫的內容就是有關銅鼓嶺戰斗的故事。
在大松樹上目睹的銅鼓嶺阻擊戰
2017年3月28日上午9時,我們在城口文化站接待室采訪了原來擔任城口鎮武裝部長,今年66歲的退休干部胡新年。神采奕奕,身體硬朗,聲如洪鐘的他繪聲繪色講述了父親胡孟章的故事。
父親胡孟章13歲喪父,17歲喪母,一個唯一的妹妹送給了舅舅撫養,自己孤身一人。父親1909年出生,比譚甫仁大一歲,原來和譚甫仁一起鬧農會,經常到附近的火沖坑、蕉坑、塘村等村莊開會串聯。胡新年記得小時候父親珍藏有一個寫有“農會會員”字樣的紅布袖章,經常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鬧農會的歌,他說現在電影、廣播的唱法和他們鬧革命時的唱法有些不同。
1934年11月4日銅鼓嶺阻擊戰打響后,家住石禾場村的鄉親聽到槍聲,收拾好較值錢的家當傾家外出躲避。父親帶著母親和大哥來到白巖書(土名),安置好一家后,爬上了一棵方圓有名的大松樹,往槍聲大作的銅鼓嶺方向瞭望,在高高的樹梢上,當時戰斗的情景一目了然。開始紅軍打贏了,紅軍把國民黨軍隊追得狼狽逃竄。后來,國民黨從仁化方向調來大批軍隊增援反攻,精良的武器,猛烈的火力使英勇的紅軍邊打邊退,最后退到銅鼓嶺上死守。當濃烈的硝煙騰起時什么也看不見,一陣大風吹過后又一目了然。父親看到國民黨軍隊發起猛烈的進攻時,槍炮聲、吶喊聲震天動地。敵軍發起的沖鋒有七、八次,但都沒有把紅軍占領的銅鼓嶺制高點拿下。激烈的戰斗一直持續到傍晚,國民黨軍只好氣急敗壞地放火燒山。
戰斗結束的第二天,父親和鄉親們挑著籮筐去撿彈殼,遠遠看去,銅鼓嶺涼亭被燒沒了。來到戰斗的現場,看到的是慘不忍睹的場景,漫山遍野都是尸體,有些尸體被山火焦烤得面目全非、肚皮裂開。在銅鼓嶺山梁軟坳上粗略一數,就有八十多具尸體。山下的彈殼特別多,因為國民黨軍隊武器精良、彈藥充足,不用節約子彈。山上的彈殼不多,大部分是散落在樹頭下,一處只有七、八個,因為紅軍多數以樹為掩體進行戰斗。在山埂上挖有壕溝等工事,父親看到一個炮彈坑上有八具國民黨軍的尸體,有八個鋁質、銅質的飯盒,飯盒里裝的是糯米飯,估計這是國民黨兵正圍在一起吃飯,被紅軍一發炮彈擊中八人同時喪命。
紅軍撤退后在大水壩去恩村方向的一個荒田壟里暫時安頓、救治傷員,因為父親和鄉親們后來去城口趕圩時,看到那里扔了很多包扎過的繃帶。
一個姓肖的理發師傅在后坑一帶的村子活動,父親估計他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臨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時,他對父親說:“老胡,過幾天有共產黨的部隊南下,你折一棵松枝插在大門的門楣上,解放軍就知道是自己人了”。沒過幾天,共產黨的南下大軍果然經過石禾場、塘村,向董塘方向進發。全村的鄉親都外出躲避,唯獨父親沒有走。父親被解放軍叫去帶路做向導,部隊給了他兩個銀毫作酬金。
南下大軍來的那幾天,父親還去過譚甫仁城口的家里,看到南下大軍的很多首長到譚甫仁家與譚甫仁母親握手,夸譚母:老人家,您好福氣!您兒子在部隊做大官啦!聽說當時譚甫仁是從長江方向南下的,沒有經過城口回家。
我們是朱德的兵,請把南瓜錢收下
2017年3月23日上午10時,我們在城口文化站接待室,采訪了76歲、曾擔任過城口鎮紀委書記的退休干部鄧水養。耳聰目明,身體硬朗的鄧老向我們講述了他從前輩那里聽來的紅軍故事。
聽鄧福生的爺爺鄧德恒說,當年紅軍長征經過城口時,朱德住在五里山一個郭姓人開的伙店里。
聽母親講,當年有三個士兵到我家買菜,他們對我母親等老百姓很和氣,叫大家不要害怕,他們家里也是耕田的,也是窮苦人家。紅軍是為窮苦人家打天下的軍隊,今天朱德司令派他們到村子來買菜,請大家把家里吃不完剩余的蔬菜拿出來賣。
母親拿了三個黃橙橙的大南瓜,叫那三個士兵不用給錢,只管拿去。那三個士兵執意要給錢,說:“我們是朱德的兵,是解放窮人的,不會拿老百姓的一針一線,請把南瓜錢收下!”
他們把錢放下,扛著南瓜就往五里山方向去了。一把甜了八十多年的糖果
2017年3月23日上午11時,退休干部鄧水養領著我們,來到了城口鎮城群村地方坪村小組吳長城家。吳長城已90高齡,耳有點背,腿腳不是很利落,行動要拄著棍子,但精神矍鑠,聲音洪亮。我們到他家時,他正在院子里晾曬從洗衣機里拿出來的衣服。
當年紅軍來城口時,在街頭插了有犁頭圖案的紅旗。我當時7歲,紅軍到我家一下抱起了我,嚇得我大哭起來,喊:“娘,娘!”,母親從廚房跑出來。紅軍叫我們不要怕,他們是解放窮苦人的隊伍,是不會傷害老百姓的。紅軍抱著我去廣街,我當時穿的是大襟褂長衫,紅軍抓了一大把紅棗、黑棗,一大把冰糖我,我用衣襟包裹著。“那些棗真大,那些冰糖很甜”,吳長城成邊說邊吧唧著嘴巴,仿佛現在還享受那把紅軍給的糖果的甜味。
我在12歲時一大幫人去砍柴,遇到過一大隊共產黨的女宣傳隊員,我放下柴擔,有兩個女隊員跟著我,叫我去吃飯,我說不去,她們說一定要去。我說本地話,她們說的是北方話。我推辭不掉,跟著她們去了大花樓,進了第三間,她們盛了一大碗粥我吃,發了一本書我。那本書的封面上畫了一條寫著日本的大蛇,有很多螞蟻圍著去咬?!翱上也恢篮煤帽4婺潜拘麄鞔蛉毡竟碜拥臅?,后來那本書被弄丟了”,吳長城無不惆悵地對我們說。
村民殺準備結婚用的大肥豬慰問紅軍
2017年3月28日上午11時,我們到城口仙殿采訪了80高齡的上寨村民黃壽春。黃壽春雖然年事已高,但身體依然非常硬朗,行動自如。他一年四季都基本上住在仙殿廟里修心養性,并為寺廟干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用低沉、緩慢的聲音,條理清晰的言語向我們講述紅軍在上寨的故事。
紅軍長征經過城口時,有一部分紅軍從黃沙橋方向來,屯扎在上寨。我父親騰出了上寨老宗廳(祠堂)后的三間老屋給紅軍住。黃仁恒的父親當時18歲,家里養了一頭200多斤的大肥豬準備給他結婚用。紅軍到村后,黃仁恒的爺爺把這頭豬殺了給紅軍改善伙食。紀律嚴明的紅軍按照市價付了“牛仔紙幣”——一種有牛的畫像的蘇維埃政府紙幣。
紅軍進村后一邊發動群眾開展斗爭地主、土豪工作,一邊開展抗日革命宣傳。抓了士泰、石鳳、俊林、朝楓等人在老宗廳門口坪批斗。在村子顯眼的墻壁上粉刷標語,原來學堂墻壁上的標語我印象最深刻,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
當時紅軍走后留下了革命的火種,發展了兩個對象,都是上寨人,一個是黃紹覿、一個黃士庶。這兩個人的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村子里的人才知道,可他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病逝了。
解放大軍在農歷1949年8月13日早上8點多經過上寨。他們運送大炮的騾子在瓜棚下歇息,起來的時候把瓜棚掀翻了,瓜棚上的南瓜、冬瓜摔爛了一地。解放軍到村里找到瓜棚主人,按市價要賠償損失,村民說算了,不用賠償,解放軍還是堅決要村民收下了瓜錢。
后來我們采訪了在城口開“三和店”的黃紹覿孫子黃壽養,他說聽他奶奶講:爺爺在上寨村里非常有威望,是春節舞龍喜慶的領頭人,是制作“龍彩”、耕田插秧的行家里手。他曾到福建少林寺學醫,樂善好施的他,經常免費為貧窮的鄉親治病,紅軍來到村里時,義務救治了好幾個紅軍傷病員。爺爺是農民協會會員,經常到石塘、董塘一帶活動,因而被國民黨政府抓去坐牢,村民聯名保釋,加上國民黨沒找到爺爺犯罪證據,一年后被迫把已折騰得死去活來的爺爺從牢房里釋放出來。
村民義務為紅軍治傷寫信
2017年5月31日上午9時,我們來到東光村委會水東小組村頭一棟四層的樓房里, 83歲的劉東順主人在一樓寬敞氣派的客廳,如約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劉老身體健碩、心明眼亮,聲音洪亮地向我們講述了他從父親和老一輩蔡生旺村民那里聽來的紅軍故事。
當年東光村寒婆坳一個叫劉桂貞的村民,把銅鼓嶺打仗受傷的一個江西籍紅軍戰士接回家,這個紅軍戰士在劉桂貞家療傷一個多月,傷好后他把紅軍戰士送往羅洞方向尋找大部隊。
當年銅鼓嶺打仗,村里很多人去看,看到很多受傷的紅軍,有的打斷了手、有的打斷了腳、有的打穿了肚子,有一個傷勢嚴重的紅軍請求村里有文化的村民代寫一封家信并幫忙寄送,紅軍堅決要把身上僅有的一塊銀元送給這個村民作為報酬。
我們在這次為期三個月的采訪中,一次又一次被紅軍對崇高信仰的徹底堅守,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精神所深深折服;一次又一次被城口人民支持紅軍、紅軍熱愛人民的軍民魚水情故事所深深感動。八十三年前那場舉世聞名的長征,已融入到城口的山山水水,城口的每座山峰、每條河流都有紅軍的英靈。
紅色城口,軍魂永存!